■官司打了11年，历经“八审”，李青一家三口从1991年6月至今，飘泊流落13载，443房仍是一个遥远的梦
■很多次拿到判决书时，法官都会不加掩饰地同情李青，建议她赶快去上诉，或者去找人大、纪检部门，甚至上访也成。因为“这不是案子的问题，更不是法官的问题，很多东西没法说”
■辛辛苦苦跑官司的李青苦笑：“感觉这法律就像儿戏一样”
■李青的爱人江可，已被生活折磨得没有一点脾气。他开始在内心承认，自己违背了这个社会真正的游戏规则
门“吱呀”一声打开，李青出现在昏暗的过道，蜡黄的皮肤，浮肿的脸，一双透着焦灼和无奈的眼。
这焦灼和无奈的后面，是一场持续11年的司法煎熬。
从1994年起，因为和单位的拆迁房回迁纠纷，中国儿童艺术剧院(下称“儿艺”)职工李青陷入一场漫长的诉讼中。官司从北京市东城区法院打到市中院，最后到了市高院，前后历经“八审”，11载寒暑过去，仍然没有实现最初的愿望。
为了住进本该属于自己的房子，李青搭进去了她的后半生。1994年，她刚38岁；2004年，她成了一位中晚期癌症患者，全身浮肿疼痛，时日无多。
祸起萧墙
1991年的一天，儿艺演员李青从同事那里听说，单位要进行危房改造，他们需要搬迁到临时周转房里“周转”一段时间，然后再回迁。
李青仍然记得当时的心情，有担心，不知道周转房生活有多苦，但更多的是高兴：可以从肮脏阴暗的筒子楼住进宽敞明亮的新房了。
她没料到，这恰恰是一家人噩梦的开始。
当年6月，危房改造开始，李青一家三口主动搬到办公楼楼顶用薄水泥板加盖起的10平方米的简易房内。家具摆放不开，8岁儿子的儿童床只好吊起来，一家人的生活用水要到楼下的厕所去接。
儿艺承诺的改造时间是10个月，没想到工期一拖再拖，李青一家在简易房里一熬就是3年，
1994年上半年，新房总算造好了。6月的一天，儿艺张榜公布新房住房表，李青被安排在443室。
6月13日上午，李青缴齐了住房费用1759元后，兴致勃勃地跑到院管理部领钥匙。负责人温海燕的话让她愣住了：“能不能把你爱人单位分配的一居室交给院里调剂？”按儿艺有关规定，周转期内“拆迁户从其他渠道获得住房，应自行放弃回迁资格”。
李青的爱人江可是原电子工业部科技情报研究所的工程师。按情报所政策，工程师应该享受三居室的住房条件。1993年，情报所考虑到李青回迁可得到二居室住房，便以补差的形式，为江可分配了一居室住房。
情报所几次给儿艺发函沟通，称分给江可的一居室是“落实知识分子政策”，但儿艺并不理会。
为顺利搬进二居室新居，江可决定不要情报所分给他的一居室。
但儿艺仍然不给李青新房钥匙。李青跑到副院长周志强的办公室去交涉时，突然心脏病发作，被紧急送进医院。
江可怒火中烧。6月18日傍晚，他撬掉了443室的锁。然后，他打电话给儿艺院长方掬芬：“我把我家的门给撬了。”
江可的举动令副院长周志强勃然大怒。当天晚上他找到江可，称“要用行政手段制裁我的职工”，江可毫不让步：“我要起诉你们。”
6月20日，院管理部和人保处联合张贴通知，称李青“构成违纪行为”，要求立即退出443室。
江可觉得“既然我们都撬了，反正是自己的房子，退什么退啊！”6月22日，他直接将此事起诉到北京市东城区法院。
令江可没想到的是，儿艺采取同样的手段，在27日上午撬开443室，把他放在里面的东西全部搬走。当天下午他从医院看望李青回来，4个保安把住443室门口，喝斥：“不准进去！”
6月28日下午，江可的简易房门上贴出了《对李青抢占房屋予以严肃处理的决定》，这个决定称：“院党委、院部研究决定：一、取消李青同志本次回迁的资格，另行予以安排。二、给予李青同志行政记过处分，视其对错误的检讨和改正情况，保留进一步予以严厉处分的可能。”
一审：回迁美梦成“画饼”
李青和江可在起诉书里提出他们的惟一诉求：履行拆迁协议，让他们搬回443室。
1994年6月28日下午，东城区法院开庭审理此案。
双方的焦点集中在是“分房”还是“拆迁”上。原告江可认为，他们和院里签了《危房改造住房登记表》，具有法律效力，儿艺应该履行。被告认为这是福利分房，是儿艺的内部行政事务，不属于法院案件受理范围。
案子迟迟未判，8月份天气炎热，所有的同事都搬走了，只留下李青一家人住在简易房里苦不堪言。
麻烦接踵而至。李青一家人一直从三楼厕所水龙头提水吃，8月初儿艺把三楼的厕所翻修，一家人只好从厕所工地上的水管里接水吃。
8月中旬的一天，李青回家，发现放在楼道里烧饭用的煤气灶和锅没了。没过两天，简易房的电不知给谁掐断了。
“屋里温度在40度以上，没电让我们怎么活？”当晚李青回家，一家人都哭了。第二天，江可租了一间十几平方米的房子，一家人得以栖身。刚安顿好，李青回到简易房拿东西，儿艺已在门口贴上了封条。
8月19日，李青到办公室上班，刚坐下就被人赶了出来。没过几天，办公室的锁也给换了。她的工资也迅速被停发，每个月只拿200多元的生活费。
终于在11月30日，李青接到法院通知：“过来拿判决吧！”
据李青回忆，拿判决还有段插曲。他们刚看第一页，主审法官王会国就给人叫走了，回来后立刻把判决书从他俩手里收走，说“你们等等”，撂下这句话就跑上楼去了。
李青两人不明就里，一等就是一个多小时。10时左右，王会国拿着几张单张的纸回来了，用订书机订好后递过去：“判决书给你们。”李青一看，他们胜诉了，但判决结果是“在本市二环路以内，为原告安置一套二居室住房”。
主审法官王会国接着问李青：“你们带钱了没有？50块就够了，不用回去了，你们赶快上诉去。”
二审
两个月后，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此案。
据李青回忆，开庭审了一半，审判长陈春燕分别对原告、被告单独问话。对他们，陈春燕问：“你们是什么学历啊？”李青回答：“都是大学毕业。”陈春燕叹息着说了一句话：“你们书读得太多了。”
最后一次开庭结束，审判长陈春燕找了个机会告诉李青：“你这案子我管不了。”和一审法官王会国一样，她也嘱咐李青：“拿到判决后赶快去申诉。”
1995年5月30日，李青拿到了判决书，打开一看，几乎要晕倒：“本院认为，对危旧房屋进行改造是儿艺的内部行政事务，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范围，故原审法院对住房问题做出实体判决欠妥，本院予以更正。”
李青怎么也不明白，“法院认为不属于法院受理范围，连法律依据都懒得写，这算是什么判决？”她查询了一些法律书籍，看到1994年《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房地产案件受理问题的意见(试行)》第12、13条时，她愤怒了。
第12条是这样规定的：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就有关安置、补偿、产权调换等问题达成协议，并部分履行后，一方又反悔而产生的纠纷，由民庭受理。第13条规定：对于危旧房屋改造中产生的纠纷，原则上不宜作为民事案件受理。如果危改中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已达成安置、补偿协议，并已部分履行，当事人仅为继续履行协议而起诉的，可由民庭受理。
1995年7月14日，《中国妇女报》整版发表《是法律干预权力，还是权力剥夺权利》的报道，批评儿艺在危房改造中“蓄意欺诈职工”。
值得注意的是报道中记者与儿艺方掬芬院长的一段对话：
方：你(指李青)不就是要房吗？你不承认错误怎么给你房呢？你撬房就是不行。
记者：是否她不承认错误你们就决定取消她(李青)的回迁房资格？
方：那当然，剧院的许多同志都很生气，说这种人你还留着？现在不是人少，是人多。改革开放，我们有权力处理这个事情吧……
“三审”到“六审”
1996年，李青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诉。这时她工资已被完全停发，按儿艺的说法，她被分流了。
1996年10月，市高院下达再审判决：确认李青和儿艺的回迁协议有效，儿艺违约，要求儿艺于判决生效60天内，在三环路以内为江可夫妇安置正式二居室住房一套。判决还要求儿艺给付李青临时安置补助费4500元。如果房子逾期未给，自逾期之日起，每月付给江可租房补助费1000元至安置住房之日止。
于是，判决又回到了一审的结果，但房子越判越远，从二环挪到三环。
李青等了60天，儿艺那里没有半点反应。1996年12月29日，她向东城区法院申请强制执行，执行庭法官反问：“三环大了，你的房在哪儿呢？”
李青又去找市二中院法官刘立军，“法院说没法执行啊。”刘立军说，这不是案子的问题，更不是法官的问题，“很多东西没法说”。他建议：“你去找人大、纪检部门，或者上访也成。”
李青奔波两年，法院坚称“无法执行”。最后经过争取，北京市二中院下了一份民事裁定书，这被李青称为“四审”。裁定书将判决中不明确的“三环路以内”补正为：“在三环路以内为江可、李青安置相当于……443室使用面积之二居室住房一套”。
可裁定书中的住房具体地点仍不明确，法院执行庭继续答复：无法执行。
在此期间，儿艺向北京市高院申诉，要求撤销此裁定。
和李青的申诉相比，儿艺的申诉效率奇高。仅50天的时间，北京市高院下达李青所称的“五审”裁定：二中院“作法欠妥”，撤销该裁定。
于是又回到“三审”判决。“辛辛苦苦跑三年，一夜之间又都回去了。”李青苦笑，“感觉这法律就像儿戏一样。”
接着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。李青接到法院通知，儿艺申请强制执行，说是在三环某地给她套房子。
“我们都很吃惊，从来只有胜诉的要求执行败诉的，哪有倒过来的道理？”李青就和执行庭法官一起去看，原来是个20多平方米的简易楼房，没有客厅和阳台。法官看后也摇头：“这房子和东单的房子差得太远了。”
李青再次申诉，没多久，收到北京市高院一张连文号都没有的驳回再审通知书，李青称之为“六审”。
“七审”到“八审”
2000年10月，儿艺有关领导找到李青说，文化部在朝阳区东四环六里屯建一幢楼，准备给东方歌舞团的，在那里给一套房子给她。
李青找到这个地方，看到是个工地，“真是在建房”。10月25日，她给儿艺写了一个保证。20天后她接到房屋分配通知单，分配给她六里屯北里9号楼3单元8号房二居室。
官司仍在进行。由于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对此案进行抗诉，2001年春节刚过，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重审此案。
李青的诉求一如既往：儿艺履行回迁协议，让他们迁回443室，并赔偿经济损失及精神损失。儿艺辩解仍和7年前一样：此案不属于法院受理范围。
2002年春节，一位同事听说儿艺给李青的房子后说：“那个房子是旧的，还有人住呢。”
“到那时我们才知道被骗了。”李青说。
春节后法院再次开庭，李青在法庭上都快要哭了。她请求法官张英去一去现场，“看他们分给我的是什么房子！”
2002年3月20日，二中院判决儿艺于本判决生效后90日内，将朝阳区六里屯这套二居室给李青居住使用，“逾期不执行，从逾期之日起每月付给李青租房补助费1500元到实际执行之日止”。
判决把非常重要的一项给漏了：李青从1996年至2002年判决之间的7年租房费用。李青惟一能做的是对“七审”判决再次申诉。
但这次她和律师马凌云连一次面见法官申辩的机会也没有，今年4月，她领到一张驳回再审通知书。李青称之为“八审”。
官司打了11年，历经“八审”，李青一家三口从1991年6月至今，飘泊流落13载，443房仍是一个遥远的梦。
绝望与希望
十多年的时间，改变了很多人和事。李青至今没把她患癌的消息告诉她年届80的父母。一审时为李青辩护的一位律师，已经于一年前因病去世，而当时签署对李青处理决定的儿艺院长方掬芬如今已离休，在家安享晚年。
改变最多的是李青一家的命运。十多年来，一家三口一直在外租房，家具杂物分别存放在几个地方。
儿艺的地下室里，仍然放着李青在1992年买的一套罗马尼亚进口家具，这是她为乔迁新居特意托人买的。十多年过去了，这套家具连包装也没来得及拆。
用“家徒四壁”这个词来形容李青的租住房似乎再适合不过了：房间里连张床也没有，靠窗处摆放着房东的一张老板桌，李青的话让记者吓了一跳：“我晚上就睡在桌子上”，她爱人江可则睡在旧沙发上。
李青的爱人江可，已被生活折磨得没有一点脾气。他开始在内心承认，自己违背了这个社会真正的游戏规则。
7月20日下午，儿艺副院长张继义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。“这件事时间太久了，期间儿艺领导都换了三届。”他说，“我认为这件事已经过去了，李青自己也不能老纠缠着不放。”
去年3月26日，儿艺给李青发了一封信，信中写道：“剧院真诚地希望你向前看，目前你身体健康是第一重要的，我们会一如既往地关心及帮助你。”
摘自《南方周末》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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